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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定位與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
      2019年06月08日 08:37 來源:《國際問題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盧靜 字號
      關鍵詞:國際定位;中國外交;改革開放

      內容摘要:國際定位是中國外交戰略制定的重要前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際定位在“變”與“不變”中發展。中國從貧窮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發展成為崛起的新興大國,從國際體系邊緣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從國際事務的被動參與者成為發揮一定引領作用的負責任大國。同時,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等國際定位始終保持不變。中國國際定位的變化性和穩定性影響到中國外交,使其在觀念、政策、方式、風格等方面發生重大變化的同時,仍保持基本戰略的穩定性和延續性。

      關鍵詞:國際定位;中國外交;改革開放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國際定位是中國外交戰略制定的重要前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際定位在“變”與“不變”中發展。中國從貧窮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發展成為崛起的新興大國,從國際體系邊緣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從國際事務的被動參與者成為發揮一定引領作用的負責任大國。同時,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等國際定位始終保持不變。中國國際定位的變化性和穩定性影響到中國外交,使其在觀念、政策、方式、風格等方面發生重大變化的同時,仍保持基本戰略的穩定性和延續性。

        關鍵詞:國際定位 中國外交 改革開放

        作者簡介:盧靜,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北京市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員。

       

        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場偉大變革,它不僅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深刻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下,堅持科學判斷國際形勢和外部環境,堅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改革創新中不斷開創新局面。隨著中國日益全面而深入地融入外部世界,中國外交在觀念、政策、方式和風格等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與此同時,總體戰略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得到繼續保持。究其原因,中國的國際定位是一個重要因素。國際定位一直是中國外交戰略制定的重要前提,“對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發生錯誤判斷的人,起碼不會有一個正確的國際戰略”。①因此,從國際定位的視角考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國外交的變革與延續。

       

        一、國際定位的內涵

        在國際關系中,國際定位一般是指對一國在特定時期所處國際位置的基本認知和評價。它決定了該國在國際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具體來說,國際定位在內涵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國際定位呈三維一體格局。一國的國際定位主要是指該國在國際權力體系、國際制度體系和國際文化體系的三維格局中所處的位置。一國在國際權力體系中的位置,是以該國的領土面積、人口規模、資源稟賦等為基礎,以經濟、軍事和科技等綜合實力為核心。一國在國際制度體系中位置,具體體現為該國是處于國際制度體系中心地位的主導者,還是爭取向中心靠近的積極參與者,或者處于邊緣地位的被動參與者。一國在國際文化體系中的位置,是該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觀念和身份認同,顯示出該國的精神追求和價值取向等。

        國際定位的三維格局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統一體。一國在國際權力體系中的地位決定了該國在國際制度體系中的位置,因為物質性實力往往是制度性權力的基礎和先決條件,缺乏堅實的物質性實力也不會真正獲得或鞏固在國際制度體系中的優勢地位。而一國的國際制度性權力反過來服務于物質性實力,強化其地緣政治地位。一國在國際制度體系中的地位也會影響其身份認同和在國際文化體系中的位置。因為國際制度是一套以原則、規則、規范和行為方式為核心要素的構成體,體現為一定的價值理念和價值追求。而由國際制度塑造并影響的國家身份和文化認同,同樣也反作用于國際制度本身。所以,一國在國際權力體系、國際制度體系和國際文化體系中的定位呈三維一體格局。

        第二,國際定位是主觀認知與客觀事實的統一。國際定位直接來自主觀認知,尤其是國家領導人和主要政治力量對本國所處國際位置的認知。因此,領導人和決策者的個人氣質和背景經歷對國家的國際定位有著重要影響。但是,任何主觀認知一定是建立在客觀事實基礎之上。決定國家定位認知的客觀事實主要包括上述三維格局中實力、制度和文化的客觀存在。國家的物質性實力,基本都是可操作化和定量化的客觀實在。國家在國際制度體系中的地位,也可以通過其所占份額以及投票權和發言權而得出客觀判斷。國家的文化屬性雖然屬于主觀理念范疇,但也具備客觀事實,主要體現為已經成為共識的、無須爭辯或加以論證的事實,比如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東方文明古國等屬性。因此,科學的國際定位是基于客觀事實基礎上的認知和評價,這也決定了國際定位是客觀事實與主觀認知的統一。

        評估一國的國際定位,既要認識決定國際定位的客觀事實基礎,也要掌握該定位主要來自誰的判斷和認知,并要分析此人(或一個集體)的基本世界觀、主導價值理念、身份背景、觀察視角、思維邏輯、性格特征等,尤其是他(或他們)的國家利益觀。國家利益是國際定位的核心要素,本身就是客觀存在與主觀認知的統一。任何國家都有其作為“國家”所具有的根本的、客觀的國家利益,并且所有國家對國家利益的理解和追求都必須以客觀國家利益為基礎和前提。②客觀上,每個國家的具體國家利益都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主觀上,每個國家也都根據國際環境、自身實力、科技水平和認識水平來判斷國家利益。③國家利益的主客觀統一性也反映到國際定位的認知和評價中。

        第三,國際定位是共時性和歷時性的統一。國際定位既是一個共時性概念,具有靜態、橫向性特征,也是一個歷時性概念,具有動態、縱向性特點。它既顯示一國在特定歷史時期中在既定國際體系結構中的地位,也表明該國在國際體系發展演變進程中與其他國際行為體互動演進中呈現的位置。共時性和歷時性并不是二元對立關系,而是辯證統一的。特定歷史時期是從一個動態的時間過程中抽離出來的,而發展的時間進程也是通過特定時間點得以展現。

        所以,分析一國的國際定位,既要進行歷史維度的動態分析,也要進行空間維度的靜態分析。國際定位的歷史維度分析,展現出一國在歷史發展長河中所處的階段,可以顯示其發展方向是進步的、停滯的還是倒退的,其身份認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而國際定位的空間維度分析,則展現了該國在國際體系結構中的位置,表明其影響力的輻射范圍。

        第四,國際定位體現了一種內外認知的交互間性。一國的國際定位是在自我認知和他者認知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是內外認知的互動統一。如上所述,國際定位是基于客觀事實基礎上的一種主觀認知,認知主體的心態、心境和視野,以及觀察視角和思維邏輯等都對國際定位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不同認知主體對同一國家在相同時期的國際定位也有不同的認知結果。盡管如此,對于明智的決策者來說,需要“敏感地意識到認知差異并盡力縮小這樣的認知差異,以便改善決策環境,使決策意圖得以更大程度上的實現”。④所以,一國的國際定位往往需要在自我認知與他者認知的不斷調試修復中完成。

        事實上,一國國際定位的外部認知是該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和國際社會對其關注度的一種反映。在當今信息化時代,外部認知在塑造國家形象進而影響國家利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幾乎所有國家尤其是大國都非常重視他者眼中的自己。由此,即使外部認知與自我定位存在巨大差距,且并不符合甚至違背自身需要,也不可忽視,而應認真分析其原因,找到解決辦法,彌合國際定位的內外差距,更好地與外界打交道。

        總之,國際定位是在多種因素共同影響作用下形成的,且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復雜性、多元性和變化性是其突出特點。任何一個國家在特定歷史時期都具有多元化的國際定位。要在復雜、多元的國際定位中做出正確選擇,主要取決于國家利益。國家利益也是多元復雜、動態變化的,但國家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國家利益排序,基本的國際定位應從其根本的、核心的國家利益出發。從國家利益出發的國際定位,是國家制定對外戰略的基本前提,也可以說,國際定位是國家對外戰略的重要構成。

        二、中國國際定位的演變及其對外交的影響

        中國的國際定位主要是中國政府尤其是國家領導人立足本國國家利益,從基本國情出發,順應國際大勢和時代潮流,綜合考慮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以及國際社會認知反應等因素,對中國所處國際位置的基本認知和評價。它不僅“在動態的、比較的意義上明確中國在當代國際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明確中國與現有國際體系、國際秩序的關系”,而且也“標示自身在社會制度和價值取向上的特質”。⑤根據國際形勢、國情和領導人三個影響中國國際定位的關鍵因素,可將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國際定位演變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

        (一)改革開放初期(1978-1989年)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在判斷國際形勢和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基礎上,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戰略決策,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隨著改革開放戰略的實施,中國的國際定位從高度意識形態主導下的、封閉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轉變。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認為,發展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是當時中國最首要的國家利益。他明確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⑥“中國搞社會主義,是誰也動搖不了的”。⑦但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消滅貧窮,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生平”。⑧因此,“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⑨“我們黨在現階段的政治路線,概括地說,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⑩1982年中共十二大確立了經濟建設在國家利益中的中心地位。要發展經濟就要對外開放。“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11)與此同時,國家主權、國家安全也始終是中國最根本的國家利益。鄧小平堅持“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12)并反復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13)

        改革開放使中國外交的主要目標從推進世界革命轉變為在維護和鞏固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同時,促進和平、發展合作,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創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為此,中國摒棄了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教條,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發展與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友好關系。對此,鄧小平指出,“要建設,沒有和平環境不行”,(14)“我們把爭取和平作為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爭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們搞建設的需要”。(15)1987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明確指出,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爭取一個有利于國家經濟建設的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中國在國際上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改革開放使中國開始謹慎地參與西方國家主導的現有國際體系。作為一個缺乏與西方國家打交道經驗且貧窮落后的國家,中國在參與國際經濟體系初期實際上處于無權的邊緣地位,中國以謹慎好學的態度努力學習和適應外部環境,尋求與外部世界的合作。與此同時,中國龐大的人口、領土和資源等優勢以及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使中國自然地成為地緣政治大國,特別是1971年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更強化了中國的地緣政治大國地位。所以,當時的中國盡管在國際經濟體系中處于弱小無權地位,在參與國際政治體系和文化體系中經驗不足,但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卻是幾乎所有世界大國都不能漠視的事實,這也是中國與其他世界大國打交道的基礎。

        (二)改革開放深化期(1989-2012年)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均發生了劇烈變化。國際上,蘇東劇變和冷戰結束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遇空前危機,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開始極力構建單極霸權下的世界秩序,敵視并遏制仍堅持社會主義的中國。在國內,1989年的政治風波在國內外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西方世界聯合起來對中國實施制裁,而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均發生深刻調整,各種矛盾凸顯。在復雜且艱難的關鍵時刻,鄧小平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等對外關系指導方針。通過對國際戰略形勢的冷靜觀察,中國政府認為,世界正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和平與發展仍然是世界兩大主題,社會主義在世界始終站得住,中國社會主義的紅旗也不會倒。因此,中國繼續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指導思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對外政策的宗旨依然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中國對外工作總的戰略部署是要營造一個有利于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國際和平環境。由此可見,盡管冷戰結束帶來了國際國內形勢的重大變化,但中國對國際形勢和國家利益的基本認知和判斷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中國仍然是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中國外交仍繼續服從和服務于國家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續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繼續發展同各國的友好互利合作關系。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持認為,經濟優先已成為世界潮流。這是時代進步和歷史發展的必然。當前對每個國家來說,悠悠萬事,唯經濟發展為大。發展不但關乎國計民生、關系國家長治久安,也關系到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經濟的確越來越成為當今國際關系中最首要的、關鍵的因素。(16)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也一直強調,要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了更好地發展經濟,中國政府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積極實行全方位的和平發展外交戰略方針,并把加強與發展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提到了重要位置。江澤民指出:“我們要善于處理好同各大國的關系,盡可能地趨利避害,尋求擴大同各方的利益匯合點,加強同這些國家的政治對話、經濟合作和科技交流。”(17)同時,“我國同第三世界國家的根本利益一致,有著共同的歷史遭遇,面臨著維護民族獨立、發展經濟的共同任務。……第三世界國家是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主要依靠力量。與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相互同情和支持,是我國巨大的政治優勢。”所以“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是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立足點”。對于周邊鄰國,“要從大局出發,堅持原則,加強交流,求同存異,增加信任,發展合作,努力尋求和擴大共同利益的匯合點”。(18)

        中國政府還認識到,經濟全球化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要求我們必須勇于和善于參與經濟全球化競爭,充分利用好國外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市場十分廣闊,發展潛力很大。此種認識使中國加大了對外開放步伐,開始大力開拓非洲、拉美、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以及東歐和獨聯體國家市場,“走出去”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政府做出的關系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和長遠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與此同時,中國積極參與現行國際經濟制度體系,特別是2001年年底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中國能夠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

        進入21世紀后,隨著國力持續增強、在國際體系中地位的顯著提升,中國不再是處于國際體系邊緣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向國際體系的積極建設者轉變,開始對國際社會共同關心的問題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主張。江澤民提出了“世界多樣性”觀點,主張維護世界多樣性,提倡國際關系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他還積極倡導中國的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胡錦濤在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基礎上提出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表達了中國渴望和平發展,愿做負責任大國的心聲。“中國將始終不渝地把自身的發展與人類共同進步聯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發展帶來的機遇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更好地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中國將一如既往地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履行國際義務,同各國一道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19)

        (三)改革開放新時代(2012年至今)

        2012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是在中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一方面,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全球合作向多層次全方位拓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這為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另一方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經濟體普遍遭受重創,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保持良好發展勢頭,中國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進一步凸顯,同時面臨著嚴峻的結構性壓力和挑戰,不少國家將中國視為“準超級大國”或“世界第二大強國”,有的高呼“中國威脅論”,有的呼吁“中國責任論”,有的希望中國成為發展中世界的領袖,有的擔心中國或將挑戰現有國際秩序。中國的國際定位面臨著的巨大的內外認知差異。

        要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中國需要認真對待并盡力縮小國內外認知差異,在客觀評估世情和國情基礎上調試自身的國際定位。關于國際環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認為,“盡管國際國內環境發生了深刻復雜變化,但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大判斷沒有改變”。(20)對于基本國情,習近平多次強調指出,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最大的基本國情”,中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但同時他也指出,“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鑒于此,中國政府繼續堅持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定位,中國外交仍然服從和服務于國內發展大局。作為一個崛起大國和對國際和平與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國家,中國從世界發展的大勢和自身歷史傳統和社會主義屬性的要求出發,提出了做國際社會負責任大國的新的國際定位。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定位,意味著中國政府在為本國人民負責的同時,也要向國際社會負責;在追求自身發展的同時,也要兼顧其他國家的發展,要有效地協調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國內責任和國際責任,以此盡力縮小和彌合中外對中國國際地位認知的差異。

        隨著全球性相互依存空前加強,“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面對世界經濟的復雜形勢和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一枝獨秀,這就要求各國同舟共濟、和衷共濟”。(21)在此形勢下,習近平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愿景,其內涵包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要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22)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出中國積極參與解決世界難題的大國擔當意識,也表達出中國追求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強烈愿望,同時也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提供了解決思路。

        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大力倡導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新理念,努力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在政治安全上發展全球伙伴關系,在經濟上積極共建“一帶一路”,謀求在互聯互通中合作共贏。同時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念,為解決全球問題積極貢獻中國力量。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的發展得益于國際社會,也愿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23)“中國人民張開雙臂歡迎各國人民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 ‘便車’”,(24)讓中國發展成果更多惠及世界。

        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際定位及其對外交影響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多種國際定位,有的國際定位隨著時間的發展發生了重大變化,比如中國從貧窮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發展成為崛起的新興大國,從國際體系邊緣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從國際事務的被動參與者成長為發揮一定引領作用的負責任大國;有的國際定位則保持著基本穩定性,比如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等定位始終保持不變。中國國際定位的“變”與“不變”深刻影響著中國外交,使中國外交在發生重大變化的同時也保持基本戰略的穩定性和延續性。

      作者簡介

      姓名:盧靜 工作單位: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

      職稱:教授、北京市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員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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