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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社會基礎理論的當代發展
      2019年06月09日 06:5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 作者:張輝 字號
      關鍵詞:國際法;社會基礎;國際社會;國際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

      內容摘要:

      關鍵詞:國際法;社會基礎;國際社會;國際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在傳統認識中,國際法產生和存在的社會基礎可概括為國際社會,其揭示出國家間關系中沖突與合作并存、利益的一致與矛盾并存的特征。晚近以來,國際共同體一詞在國家實踐和學術話語中大量運用,不少學者認為,國家間關系的發展表明國際社會向一個全球性國際共同體轉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反映了中國對國際法社會基礎的重新認識,其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引入全球治理,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共同體的學說,關注人類整體和個體,突出國際社會的終極問題,強調國際社會差異性和依存性的統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國際法理論和實踐具有重要意義,反映了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出現、國際法對其正當性追問的回應以及國際法的等級化體系化發展趨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具有重要價值,有助于促進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認知,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和話語能力,推動中國所主張的國際關系法治化。

        關鍵詞:國際法/ 社會基礎/ 國際社會/ 國際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簡介:張輝,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教授。

       

        國際法作為一種國家行為規范,其產生和存在必然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這就是國家間的交往行為及交往關系。在國際法學界,傳統上將這種國家間關系的總和稱為“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它是國際法產生和存在的社會基礎。而自20世紀中期以來,對國家間關系的認識又呈現出向“國際共同體”(international community)發展的趨勢,“國際共同體”一詞在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的學術研究和實踐中使用越來越頻繁。在國際法著述中,這一共同體的范圍通常指向全球,而不僅限于少數國家構成的集團,這使得在地域范圍上國際共同體與國際社會重合,國際法的社會基礎從國際社會演進為國際共同體。

        黨的十八大報告在談及“繼續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問題時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指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增進人類共同利益”。①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發表演講,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進行了闡述,形成了完整的主張。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突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將“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同時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②十九大對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了部分修改。修改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提出,“在國際事務中,堅持正確義利觀,維護我國的獨立和主權,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③2018年,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被寫入憲法。④至此,“人類命運共同體”從“意識”發展成為具有深刻內涵的“理念”,并最終納入中國執政黨和中國國家的法治體系,成為中國新時代對外關系領域的根本性指導思想。

        就國際法領域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反映了中國在21世紀對國際法社會基礎的新認識,是對以往的“國際社會”、“國際共同體”理念的補充和發展,對中國參與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具有重要意義。那么,“國際社會”、“國際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三個概念之間是什么關系?從國際社會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發展脈絡是怎樣的?當代國際法的社會基礎是否正在發生改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國際法的發展具有何種影響和意義?這些問題值得探討。

        一、國際法社會基礎的傳統認識

        近代以來,對于國家間關系和國際體系的認識,存在三種不同的理論淵源,分別來自霍布斯(Hobbes)、康德(Kant)和格老秀斯(Grotius),代表了現實主義、世界主義(或理想主義)以及國際主義的思想傳統,對國際法、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學說發展有著重要影響。⑤

        霍布斯的理論主要體現在他的著作《利維坦》中,是國際關系中現實主義思想的來源。霍布斯認為,人的自然能力的平等以及人的競爭、猜疑等天性導致了“每一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在所有時代里,國家始終互相猜疑,保持著戰爭的姿態。⑥雖然霍布斯主要針對的是國內社會,但其理論為現實主義者所接受并適用于國家間關系。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關系類似于零和博弈,國家利益是相互排斥的;國家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標,不受任何道義和法律的限制。⑦這樣的國際體系是一種典型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霍布斯眼中的國際體系是一種國際無政府(international anarchy)狀態。⑧

        康德認為,國家之間的永久和平是可能的,這需要建立共和制的憲法、以自由國家的聯盟來保障各民族的權利、在普遍友好的基礎上形成世界公民,由此各民族和國家將逐漸形成一個國際國家(萬民之國)(international state)。⑨康德對國際關系的描述,可歸納為國際共同體(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理想,被認為是世界主義(universalism)和理想主義的。康德主義還認為,國際政治的本質是跨國的社會紐帶,國際關系表面上呈現為國家間關系,而實質是人類共同體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在全人類共同體中,人們具有共同的利益,雖然國家間有利益沖突,但這只是表面和暫時的現象,人類利益應該是一致的。⑩

        格老秀斯的國際觀,介于霍布斯和康德之間。格老秀斯反對“每一種動物都只是在自然本能的驅使下追求自身利益”的論斷;他認為,人類有對和平的、組織化的社會和社會生活的迫切愿望,維護這種人類社會秩序的需要就是法律的來源;但每個國家的法律只考慮本國的利益,因此,只有通過相互同意的方式,才能制定出適用于所有或許多國家的法律,以這種方式制定的法律考慮的是眾多國家組成的更大的社會的利益,這就是萬國法(law of nations)。(11)但格老秀斯并不反對戰爭,而是認為戰爭完全符合初始自然原則,并論證了戰爭的合法性。(12)因此,格老秀斯主義者是從國家社會或國際社會角度來描述國際政治,認為共同的法則和制度會把國家間的沖突限制在一定范圍內;國際政治所表現的既不是國家間完全的利益對立,也不是完全的利益一致;國家間共同的規則所鼓勵的并不是推翻國家體系而代之以世界人類共同體,而是在國際社會中實現共存與合作的目標。(13)因而,國際社會的概念揭示出國家間關系中沖突與合作并存、利益的一致與矛盾并存的特征。

        格老秀斯關于國際社會的立場既不是霍布斯式的現實主義,也不是康德式的人類共同體理想主義,而是介于二者之間。在國際法學領域,格老秀斯的學說是傳統國際法社會基礎的一般認識,并且這種理解長期體現在國際法學者的相關論著中。例如,菲德羅斯認為,眾多獨立主權國家的存在是國際法的前提,而國家間往來的事實則是另一個前提,國家交往生成和發展了法律規則;實定國際法還意味著存在共同的和一般的人類天性,形成一個最低限度的共同價值,如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和良知等;然而國家如同個人一樣,表現出雙重本性,在承認需要一個國際秩序的同時,又出于利己主義而反對這一秩序。(14)在我國,梁西教授最早對國際法社會基礎問題進行了研究,并將若干規律性認識稱為國際法的“社會基礎論”。他認為,獨立并存的主權國家、人類的組織化趨勢、國家間矛盾和利益的并存、國際社會的需求、國際政治的制約等構成國際法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15)

        在討論國際法視野中的國際社會和國際共同體問題之前,不妨先轉向對社會和共同體兩個概念有較多研究的社會學。在社會學中,社會與共同體是兩個重要的概念,其間存在較大區別。社會是一種人的關系的客觀存在狀態,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認為,社會是思想見解根本不同的人經過談判和妥協的產物,人們之間的關系雖然可以是安寧的但保持著緊張和隔閡;而共同體是自然而生的,其成員對事物有著共同的理解,從而和睦相處。(16)馬克斯·韋伯認為社會建立在以理性(價值或目的的合乎理性)為動機的利益平衡和利益結合之上,而共同體建立在主觀感覺到參加者們(情緒上或者傳統上)的共同屬性上,只有當他們在這種感覺的基礎上,讓他們的舉止在某種方式上互為取向,才產生共同體。(17)當代學者齊格蒙特·鮑曼強調了共同體的感覺特性,“‘共同體’意味著的并不是一種我們可以獲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種我們將熱切希望棲息、希望重新擁有的世界”。(18)其他當代學者也指出,社會是一種契約性的社會關系,其基礎是理性的利己主義的協約,而共同體則是一種擁有共同身份認同的社會關系,它以情感和傳統所激發的“我們—感覺”(we-feeling)為基礎。(19)

        傳統國際法對國際社會的理解與社會學中對社會的理解基本一致,既考慮到國際社會在組織化方面的發展和國家間交往合作的需要,也強調國家行為的現實因素。可以認為,傳統國際法理論對國際社會的認識建立在理性主義而非理想主義的基礎之上,認為國家是基于現實需要而不是虛幻的價值判斷而制定和發展國際法規則。另一方面,出于對規則和秩序的追求,國際法學也拒斥極端現實主義,相信國家會基于理性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選擇遵守國際法,而不是單純地根據力量對比來選擇行為方式。因而,國際社會的概念揭示出國家間關系中沖突與合作并存、利益的一致與矛盾并存的特征。

        雖然傳統觀點認為國際法社會基礎是格老秀斯所言的“國際社會”,但在當代國際法學術話語中,“國際共同體”正大行其道,甚至有取代“國際社會”之勢。這種語言現象似乎暗示我們,格老秀斯主義正在讓位于康德主義,在經歷了漫長的等待后,康德所期望的國際共同體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正在浮出水面。

      作者簡介

      姓名:張輝 工作單位: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

      課題: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16年度重大項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國國際法理論創新”(16JJD820011)階段性成果。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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