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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中國化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成功范例
      2019年06月04日 10:49 來源:《中國民族報》 作者:紀華傳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佛教發源于古印度,在公元前后傳入中國,經過長期與中國固有的文化思想和宗教習俗相結合的中國化過程,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的宗教和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為豐富和發展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佛教東傳之后的中國化是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成功范例,對于今天我國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借鑒吸收國外優秀文明成果,積極參與世界文化的對話交流,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佛教與中華文明的相遇

        中華文明是在與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中豐富發展的。在佛教傳入中國以后的五六百年時間中,佛教這種外來的宗教形態在與中國本土以儒家為正統的傳統民族文化的接觸和交流之中,曾發生過諸如碰撞、交流、適應、吸收與融合等諸多互動現象。

        佛教之所以能夠順利地中國化,首先與中華文化中“和而不同”、“厚德載物”的開放包容精神是分不開的,這是文明交流互鑒的基礎。西周末年的思想家史伯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國語·鄭語》)孔子也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篇》)這種精神體現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即尊重彼此的差異性,從而形成和合共存的和諧關系。道家與道教的基本經典《道德經》中講的“道法自然”的無為思想和“知常容,容乃公”的思想,也體現出一種虛懷若谷和兼容并包的精神。道教的性命雙修理論、貴己養生的主張和行善濟世的實踐等,更容易成為與佛教相互補充、相互認同和彼此吸納的思想資源。正是儒道等文化中的這種包容精神,使中華民族更容易以開放的胸懷吸納外來的文化,豐富和發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佛教能夠成功實現中國化,還與佛教自身的慈悲精神、圓融思想、中道智慧與凈心行善等內容是分不開的。佛教的緣起理論所揭示的是自然世界、人類社會一切事物和現象相互依存、和合共生的關系,是佛教寬容、慈悲和平等的精神賴以建立的基礎。所謂緣起,就是指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因為種種因緣條件和合而成立,沒有獨立自存和永恒不變的事物。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互相依存、和合共生的,所以人與人、人與大自然都處在相互依賴、相互聯系之中。

        同樣,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宗教共存于這個世界中,也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只有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他們的宗教信仰,承認不同地域間的文明差異,尊重彼此的價值,才能減少文明的隔膜和宗教沖突。佛教的緣起理論對于增進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緩解因宗教間的不寬容而帶來的沖突和暴力具有積極的意義。

        追溯佛教中國化的歷程,就會發現佛教在中國的扎根和發展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必然的因素,正應了佛教那兩句“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和“道不虛行,遇緣即應”的名言。從兩種文化形態的整體主旨著眼,不妨可以說是博大精深的佛教遇上了恢廓包容的中國文化,崇奉中道圓融的佛教遇上了標榜中庸睿智的中國文化,教化凈心行善的佛教遇上了倡導正心修身的中國文化,宗教形態的佛教遇上了以“神道設教”的中國文化。一言以蔽之,中印兩種偉大的文明中都蘊含著豐富的崇尚道德和社會教化的人文內容,經過彼此會通和融合,既鑄造了中國佛教和中華民族文化的輝煌,也為世界文明書寫了精彩的華章。

        儒釋道三教關系與宗教文化對話

        社會的和諧、世界的和平,首先需要社會上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乃至不同文明之間的和平共處。當今世界上的種族暴力、恐怖主義,有不少是由宗教之間的隔膜與沖突而引起的。因此不同宗教或文化間的和平對話對于和諧社會的建設顯得至關重要。就佛教教義看,佛教是主張和平的宗教,在其傳播的過程中是靠文化交流的和平形式而進行的,未曾因為信仰的原因而發動戰爭。中國佛教史上的儒釋道三教關系,可以對文明交流互鑒提供重要的啟發意義。

        從中國思想史發展看,佛教雖然在哲學思想上曾對儒家、道教提出過批評,儒家、道教在政治生活和倫理道德方面對佛教也進行過攻擊,但總體上是三者互相借鑒和學習的過程。每個朝代幾乎都有儒者批評佛教,其中以唐代的韓愈、宋代的歐陽修和朱熹最為有名。為回應儒者對于佛教的批評,佛教僧人和居士撰寫了大量的護法著作,借助理論論證強調佛教的“治心”的功能。與此同時,佛教還積極吸納了儒家和道教的思想內容,以其獨特的倫理道德觀念、哲學思想體系,適應了中國社會的需要,豐富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

        中國歷史上佛教在論述儒釋道三教關系時,首先指出了三教的思想及社會作用的差異性,強調三家之間的互補作用,即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南宋孝宗皇帝制《原道辯》說:“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誠知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一之不治,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立。” 北宋云門宗學僧契嵩在指出儒教排佛之誤時,強調儒家與佛教“同歸于治”:“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無為者也。有為者以治世,無為者以治心……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由此,他得出結論說:“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 元代佛教居士劉謐在其《三教平心論》中努力調和儒釋道三教,認為儒教端正綱常,示明人倫;道教崇尚清虛無為;佛教則舍偽歸真、自利利他;各有其價值和任務,缺一不可。他特別強調,佛教與道教并不相違背,皆教人舍惡趨善,可以有助于世教,使天下“坐致太平”。明末高僧蓮池祩宏也說:“儒佛二教圣人,其設化各有所主,固不必岐而二之,亦不必強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 歷史上由于儒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領域占據絕對支配地位,所以佛教一方面肯定儒家在治理社會(即“治世”)方面有著佛道二教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又強調佛教在安定社會人心、勸人向善方面有著獨特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同歸于治”。

        第二,強調儒釋道三教一致。漢末三國初的牟子著《牟子理惑論》,主張三教一致,認為佛教之道“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所以與儒家之道是一致的。佛教與道教都歸于“無為淡泊”,所以佛、道二教的根本宗旨也是一致的。東晉廬山慧遠大師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中調和儒家和佛教之間的矛盾,認為佛儒雖然出發點和作用范圍不同,但相互影響,其最終目的和歸宿是一致的,明確提出了佛教與儒家“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的思想。南朝宋宗炳指出,儒釋道“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 ,強調從倫理道德方面,三教對維護國家社會秩序都是有利的。南齊張融于儒釋道三家兼收并蓄,臨命終時“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 他在《門律》中說:“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跡成異。” 就是說二者所追求的“寂然不動”的終極目標是一致的,所以不應相互攻擊。隋唐時期,佛教的影響已經遍及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與此同時開始形成了儒、道、佛三教并重兼容的文化格局。宋明時期,儒家也大量吸納佛教的哲學及心性論思想,形成宋明理學,使中國哲學達到了新的高峰。在此文化背景下,佛教也積極迎合理學思想,發揮佛教的心性理論。與此同時,佛教在適應中國社會需要的同時,也同中國的文化、民俗緊密結合,深深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參與社會生活,勸善教化,維護社會安定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宋代以后,儒釋道三教一致與融合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大趨勢,出現了大量關于佛道融合的論述。宋代臨濟宗楊岐派僧人大慧宗杲說:“三教圣人所說之法,無非勸善誡惡,正人心術。心術不正,則奸邪,唯利是趨;心術正,則忠義,唯理是從。” 總體上看,中國歷史上儒釋道三教基本處于和平相處的狀況,表面上佛教與儒家、道教經常會有矛盾甚至沖突,其實質則是在保持了彼此的鮮明特色和各自的獨立性基礎上,相互吸收、相互融合,豐富和發展了各自的思想內容的過程。

        總之,佛教作為外來文化傳入中國以后,經過歷代佛教徒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努力,逐漸融入中華文明,形成了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三家鼎立的文化格局,在政治生活、民族心理、文化傳統和倫理道德等各個方面都發揮著和合共生、交融互補的作用。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佛教發揮了勸善教化、維護社會安定和諧的功能,豐富和發展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內涵。佛教中國化的歷程,堪稱文明交流互鑒的典范,是中華文化對外來的佛教文化的創造性吸收和發展,在當今依然有著積極的時代意義。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簡介

      姓名:紀華傳 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職稱:研究員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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